既然談起電影，我翻出十年前發表舊作，刪掉無趣地方，談談我的電影回憶。
「小時候，當電影要開始前，坐在富國戲院裡的我會覺得非常興奮，有一種美好的期待感。」費里尼在自傳《夢是唯一的現實》中寫道。記憶中，我小時候看的第一部電影《流浪三兄妹》，雖然影像已糢糊不堪，留下來的大約只有那首我至今還會啍的主題曲，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種興奮的感覺，至今我進電影院仍期待燈暗銀幕亮那一刻。
從那時候開始，電影變成我的世界，是我周遭世界外的私密天地。讓我唏噓落淚的《金色夜叉》、《可憐戀花再會吧！》，傳奇愛情的《藝妲與乞丐》，神祕的諜報片《天字第一號》等我聽得懂的台語片。在鄉下唯一一家，陰陰暗暗的小戲院裡，陪我度過寂寞的童年，給我很多想像故事的空間，原來世上還有這麼多人有不同的喜怒哀樂。上小學後，我學會了中文，父親開始帶我到鎮上看美國的歌舞片，那是我第一次從電影裡看到外國人，也是那時才知道，電影不是只講台語，也不是只有黑白片。
我不曉得看電影是不是一種逃避，至少很多大人是這麼說的。初中以後，除了每天放學時到鎮上明都戲院看布袋戲和新劇的戲尾外，我搜尋另外四家戲院正在上演及即將上演的電影。我飢渴的搜集從電影廣告宣傳車上撒出來的各種廣告單，電影院裡二十五開大的電影本事單，由一張張纍積成一疊。放假時，我沾著磨得不夠黑的墨，將片名、演員及廣告詞，用歪歪斜斜的毛筆字寫在撕下來的日曆紙上，貼的屋內水泥牆上到處都是。直到有一天，大人忍無可忍臭罵了我一頓，我才停止這種瘋狂的行為。
不知何時，小鎮上演的電演變了，台語片不見了，日本片突然多了起來，那段時間，日本的《魔斯拉》、《黃金孔雀城》、《大鏢客》和好萊塢的西部片走入我的生活中。那陣子，燈籠花的枝幹變成我的武士刀，插在褲帶上，在後院樹下、屋角竄來竄去；我戴著父親的外出盤帽，方形手帕對角折後綁在頸上，學荒野大鏢客斜眼看著家人，在屋內僅有的空間裡繞來繞去。和大人們過著灰色平淡及懨懨不振振的鄉間生活之餘，我在電影裡找到激發小小生命快樂的元素。
記憶中，一個熱天午後，我背著書包，離開悶在熱空氣中的教室，走進大衛．連的《齊瓦哥醫生》冰雪皚皚的北國；一個寒氣襲人的冬夜，我在大衛．連的「阿拉伯的勞倫斯」裡酷熱的沙漠中奔馳。好萊塢電影並不是我初次接觸的電影，但是，卻深深植入記憶中。除了孜孜不倦的看外，我也從《世界電影》雜誌上（那時候是黑白印刷薄薄一本），搜集電影與明星的各種訊息，哪些明星配哪一部電影的演出，就像郵票上蓋的郵戳，一張張印入我的記憶。
七○年代初，日本電影禁演，我記得最後看的一部日本電影是小林旭演的，片名叫什麼已忘了。那時候，我沒有認真去想過為什麼台語片和日本片會突然離開電影院。長大以後，我當然知道了原因。而多年後，我和一群人擠在西門町爭睹失散多年的日本片如《細雪》、《楢山節考》等電影，這還是托一年一次的國際電影節的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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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電影（尤指法國、義大利）也在此時進入我的觀影經驗，義大利導演狄．西嘉的《單車失竊記》、維斯康堤的《洛可兄弟》讓我見識了電影寫實的力量；在法國導演梅爾維爾的《午後七點零七分》裡，那種冷峻的人物與影像，令人無法忘懷。電影院可看到的歐洲電影有限，我從書店買到任何談論電影的書籍，例如《歐洲雜誌》、《劇場》、《影響》雜誌等。那時，我讀的歐洲電影比看的還多，也讀了一些我沒看過的電影劇本如《八又二分之一》、《野草莓》和《斷了氣》等。我開始瞧不起美國電影，認為他們太天真了，不像歐洲的導演，可以把簡單的故事講得很複雜，假如一部電影我看的很吃力或看不懂，肯定會被我評為佳作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法國《電影筆記》雜誌的作者選出美國一○○名殿堂導演，那些我曾經瘋狂過的導演與電影都在上面，我如墜入五里霧中，為什麼楚浮和夏布洛會崇拜希區考克？為什麼霍華．霍克斯和約翰．福特在歐洲導演心目中，會有那麼高的地位？我百思不解。後來我才了解夏布洛為什麼說他花了十二年的時間，才學會拍「戲院電影」給觀眾看的道理：要拍電影，得先要學會把簡單的故事講得有趣生動，因為我們都是簡單的人。德國導演法斯賓達生前在一次訪問中說道：「美國電影是我唯一可以真正認真看待的，因為它照顧且打動觀眾的心。」
當電影院布幕拉起時，夢也啟動了。（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電影院的銀幕不流行裝布幕了。）故事說個不停，銀幕上的硬漢凋零了，又出現一批新世代的英雄；彗星劃過星空，留下理也理不清的傳奇。電影談的不就是人的故事？典型好萊塢導演道格拉斯．瑟克在《春風秋雨》一片中，以血、淚、暴力、憎恨、原諒以及死亡，把人生詮釋得非常透澈，到頭來，一代代經歷的感情生活還不都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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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並不是只有電影，但是生活不能沒電影。步入中年後，時過境遷，許多事都在改變，唯一不變的是電影。我早已將電影和生活結為一體，儘管導演對人生的看法和我不盡相同，但是我熱愛電影的心情卻始終一致。就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愛好，而真能耽溺在裡頭，至死不渝，倒也是一種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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